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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 川省眉山县）人。他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诗文革新集大成的人物。又活跃於宋神宗、哲宗朝政坛，在当时影向很大。神宗时，王安石主政变法，他一再上疏，反对新法，因此屡遭斥黜，以至被罪谪黄州。神宗死，新法废，他入朝後又与执政者不合，再次被斥出朝。到哲宗亲政，新党得势，则又被远贬惠州、昌化，直到死前才得北返。他生活在矛盾冲突十分复杂的时代环境中，满肚皮不合时宜，左右支绌，动辄得咎。他一生思想很复杂。他本是欧阳修的後学，然而思想趋向与欧阳修的坚持儒家「道统」截然不同。但他立身行事，正当敢言，刚肠疾恶，自称「赋性刚拙，议论不随」。《宋吏》本传上说他「忠规谠论，挺挺大节」，这都表现他坚持儒家大义，力行兼济的品格。然而他又好纵横之说，对佛教则崇信弥笃。他自青年时期习佛，晚年习染渐深，自称「居士」。这种复杂的思想矛盾统一到他身上，是文学史、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
苏轼的家学渊源，个人教养与他後来习佛关系很大。他的故乡四川地区自唐代以来佛教就甚为发达。我国第一部官版大藏经，以後中国官方和民间以及高丽、日本刻藏所依据的所谓「蜀版」，就是在宋初刊刻於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的。苏轼的父亲苏洵，结交蜀地出身的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僧传把他列为居讷法嗣。其母程式也笃信佛教，父母去世时，苏轼曾将其生平爱玩遗物施之佛寺。苏轼在「十八阿罗汉颂叙」中，曾记述家中有十八罗汉像，供茶则化为白乳等等。这都可见其家庭中的宗教气氛。苏轼与弟弟苏辙极其友爱，这是历史上的佳话，而苏辙也是热心的佛教徒。他在与苏轼唱酬诗中写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枷四卷即生涯」。「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苏轼的继室王氏闰之亦学佛，她於熙宁七年（一○七四年）从苏轼，到元八年（一○九三年）病逝。苏轼在其生日曾取「金光明经」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作《蝶恋花词》，中有「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之句。她死时有遗言，令其子绘阿弥陀佛像供奉丛林，苏轼请著名画家李龙眠画释迦佛祖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师，并亲为作《阿弥陀佛赞》，说「此心平处是西方」。苏轼妾朝云也学佛，早年拜於泗上比丘义冲门下。後与苏轼一起到惠州，经常念佛。至绍圣三年（一○九六年）死前弥留时仍诵《金刚经·六如偈》，苏为制铭中有云∶「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悼朝云诗》说∶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後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家族中的这些情形，与苏轼都有相互影向。
苏轼直接与佛教发生关系，是在二十几岁初入仕任凤翔签判的时候。初习佛於同事王大年。他在《王大年哀辞》中说∶
嘉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 ·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他的作品最初写到佛教题材的，是嘉六年（一○六一年）所写的《凤翔八观》。其第四首，（口＋永）唐著名雕塑家在凤翔天柱寺所塑维摩诘像，诗云∶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见之使人每自失，谁能与结无言师。
这里表现了他对著名的维摩居士的向往。但他理解的维摩诘是一位不惧死亡、身如浮云的「至人」。此後在其一生诗文中，常常写到维摩诘，并常常以之自比，本诗是个开端。
苏轼步入政坛，正是王安石变法从酝酿到开始发动的时期。这位脱颖而出的青年干才与改革派政见不合，不久即被斥出朝。先是熙宁四年（一○七一年）通判杭州。从而使他陷入现实矛盾之中，早就习得的佛教教义最易於在这种苦闷中发生作用。而杭州自吴越以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西湖周围风景优美地区佛寺之众冠於全国，高僧云集。僧人中有不少是很有文化教养的人，与苏轼自然愿意相互结交。苏辙《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一诗回忆说∶「昔年苏夫子，杖履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麋鹿尽相识，况乃比丘师。辩、净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随。」 本新闻共 6页,当前在第 1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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