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与藏传佛教
    汉朝以来，尤其元明清三朝，历代中央政府均特别看重五台山的地位与价值。从形式或表层上看，看重的似乎是五台山的宗教或信仰价值；实质上，看重的是五台山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具体而言，元明清以来，历朝历代皇帝都利用五台山佛教为他们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以巩固地位与政权；他们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更看重的是五台山的政治价值。

    元以来，西藏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个行政区，这是元朝及西藏人民为中国历史所做的伟大贡献。为此，元朝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精力，并从中认识到，西藏佛教界领袖人物起了重大而关键的作用，从元朝中央政府到西藏地方政府，均给予这些佛教领袖人物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从而使西藏与中央政府结成不可分割的政治从属关系。
    为了不断加强和巩固这种关系，元明清三代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与措施，虽然各朝不完全一样，但有一条却是相同的，即“因俗以治”的政策，这说明历代中央政府充分尊重西藏的佛教及其人民的宗教感情，尊重和发挥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领袖人物的积极作用，引导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努力。为此，历朝采取了不同措施，其中有一项是共同的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充分发挥内地五台山的作用。历代中央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五台山作为汉藏共尊的文殊圣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历代中央政府有意发挥宗教和信仰的力量，将五台山作为联结和管理西藏的政教纽带。五台山已远非一般的佛教名山，实际上已成为中央政府权威的代称和同义词；藏族高僧奉旨到五台山出任扎萨克大喇嘛，实际上等同于到中央政府为官。从下面几点史实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是如何经营（管理）五台山，并不断提高五台山地位的。
    首先，将五台山确定为皇家的国家道场。此举始于明朝，明朝皇帝朱厚照在五台山《广宗寺碑文》中说，“五台山僧寺，系我圣朝供奉道场，俾番汉僧徒居住，此为祈祝之所”（明正德十年，公元１５１５年）。这表明五台山的地位已上升为国家级皇家道场，已非一般寺院群体可比。明太祖以来，明朝先后特派了西藏大宝法王、大慈法王率领“番汉”僧众及官员等到五台山，举办隆重的法会，为国家、为皇太后、为皇帝、皇族及其他人员祈祷祝福，也就是“上祝国君，下祈民福”。由于五台山奉旨建为国家道场，地位与名声更加显赫，而担此重任的西藏法王也殊荣有加，身价倍增。

    其次，历朝皇帝亲自巡幸五台山，而且特别有意提高藏传佛教及藏族高僧的地位与威信。这里仅以元明清三朝为例，元朝中央政府不仅先后派遣第五任帝师扎巴约斯与胆巴帝师巡视五台山，还命胆巴帝师驻修寿宁寺，胆巴帝师一方面奉命传达圣旨，一方面监理五台山。而且，元英宗还亲自朝礼五台山。后来，元室皇后、皇妃、皇子、王妃中朝礼五台山者更是络绎不绝。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册封的大宝、大乘（见《萨迦世系》）、大慈三大法王均亲礼五台山圣境，他们或为国家举办道场，或朝礼文殊以祈国泰民安。并特设“钦依提督五台山”、“钦依兼管五台山都纲”、“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觉义”及“钦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汉一带寺宇”等建制，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委任的职官（多为藏族），以便管理、护持五台山国家道场。清朝承袭了这一制度，并从体制上进一步改革，在改青庙为黄庙的同时，又将五台山修建为“万寿无疆道场”，特别是清朝皇帝审视边疆大局，立足五台山，高瞻西藏地，将两者用佛教联系在一起。正如清嘉庆皇帝颙琰在其《清凉山记》中所说，作为“神京右臂”的清凉山（五台山），对藏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黄教为诸藩部倾心信仰，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也就是说，要将五台山构建成内地的小西藏，这是从民族心理上和民族凝聚力的层面上着眼的高明决策，使西藏僧侣朝礼五台山犹如身在西藏一样。嘉庆皇帝曾于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亲自率领藏蒙王公贵胄礼拜五台山，并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举措的深刻意图。他说：“又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共谒梵寺，示中外一家之心（此句内之‘中’，系指中原；‘外’，系指中原之‘外’的边疆地区，即蒙藏地区等等），昭熙朝大同之治，非徒供游览悦（豫）也。”这透彻地道明了清朝中央政府营造一个藏化五台山的主旨，就是要显示中华各族人民“一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