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瘁于著书的慧皎

两晋南北朝时期，僧俗学者著作的中国僧人传记极多，其中记述最全面系统、影响最大的僧传为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

慧皎是梁代会稽(今浙江绍兴寺)嘉祥寺僧人，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俗家姓氏失载，生卒年月不详。只知他学问渊博，兼通佛学与儒道百家之学，对于经、律尤为擅长。他在嘉祥寺春夏两季弘传佛法，秋冬则专心从事著述。曾著《涅槃经义疏》和《梵纲经疏》，流行于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可惜今已失传。传世的著作唯有《高僧传》30卷。他为写作这部书竭精尽瘁，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就，使其书成为佛教史籍中的名著，本人亦因此书而名扬佛教史。

在慧皎著作《高僧传》以前，社会上流行的僧人传记大多是零散的或专门性质的。其中有一人的专传，如《佛图澄传》、《佛图澄别传》、《支法师(遁)传》、《安和尚传》、《高座道人别传》、《于法兰别传》、《释道安传》、《竺道生传》、《真谛传》等；有某一类型僧人的传记，如《高逸沙门传》、《志节传》、《游方沙门传》、《沙婆多部相承传》等；有一时一地僧人的传记，如《东山僧传》、《庐山僧传》等；也有专门记述尼姑的《比丘尼传》，还有记述佛、菩萨感应事迹的感应传如《宣验记》、《幽明录》、《冥祥记》等。不限时地、不限类型的僧人通传比较少，较著名的当数宝唱的《名僧传》31卷。

慧皎对于这些著作很重视，搜罗甚富，但都感到不满意。他认为那些专门性的或区域性僧传不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不少此类著作质量不高，存在“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味”的缺点。宝唱的《名僧传》虽然搜集宏富，克服了只为某一类型或某一地区僧人立传的偏失，但是也有取材不精、褒贬失当、内容空洞之弊。他尤其不赞成宝唱对入选僧人的取舍原则。宝唱立传的对象主要是知名度大、享有各种世俗荣誉的僧人，那些超绝尘世的高行僧人反而多被遗漏；这类人即使被列入传中，宝唱在行文时也以避免繁广为辞删去其“高蹈独绝、辞荣去爱”的事迹。慧皎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所以决心写出一部《高僧传》与宝唱的《名僧传》抗衡。他解释《高僧传》与《名僧传》的区别说：“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意思是有些人虽享有大名，并无好的道德，只会一味地攀附权贵、迎合时俗，博取虚誉；有些人道德高尚，却因韬光潜修，不为时俗所喜，各声不显著。前者是名僧，不是高僧，他的书所不取；后者是高僧，但未必是名僧，他却要专为这样的高僧立传。

为了写好《高僧传》，慧皎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本来就藏书很丰富，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江州刺史萧绎(就是后来的梁元帝)曾到他那里搜求图书，自从立志著《高僧传》后，更加勤于搜集有关资料，自称“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谘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即不但把有关的僧俗典籍网罗无遗，还实地访问了故老、先达，取得了丰富的口碑资料，并对各种资料做了细致的校勘、辨伪工作。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体例完备、结构宏伟的大著，所传高僧，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凡453载，257人，又傍出、附见者200余人，堪称为一部迄至梁代为止以人物活动为主的中国佛教通史。

慧皎《高僧传》在体例上很有创造性，全书共分10科：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10科的次序服从于内在的逻辑关系：佛教传到中国，传译的功劳最大。那些传译佛经的沙门穿越茫茫大沙漠，或者冲破惊涛恶浪，都有舍身传法的精神。这种德业最可尊崇，故将译经列为全书之首。有了经典之后，没有慧解之人加以阐发传播，所以次列义解一科。如此等等，各科的先后顺序，慧皎都说出了一番道理，10科之制确实费了他许多苦心。每一科末了，都有一篇赞论，说明这一科的大意，或者说明取舍材料的原因，或者与学者商榷学术是非。全书结构严谨，条理井然。义例甄著，文词婉约。后之作者，都不能越其轨范。例如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也都取法慧皎《高僧传》之体例，分为10科，每科之末也有后论。所以慧皎之书在佛教史上一直得到很高评价，唐释智昇在所著《开元释教录》中甚至赞扬此书“可传之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