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二

 国人自杀之惨祸，果可以言词救之，抑不可以言词救之乎？窃尝因而思之；谓其可救，未必一凭言词之力，而凡拟自杀者，皆可使之立止。谓其不可救，则有一二动于自杀之念者，又未尝不因言词之警觉，而遂自制其杀机也。盖凡自杀之端，虽皆激发于情感，然亦无不由思虑以左右之。思虑出于智慧，故言词之力，足以直接移转智慧者，即间接足以左右自杀也。况乎言词，又不仅足以移转智慧，即盲目之情感，亦未尝不为强烈兴奋之言词所微撼。则是言词之足以救止自杀，其理自明矣。虽然。欲救止人之自杀，而未悉夫自杀之因者，必无从说法开示，以使之废然自反：未详自杀之果者，亦不能举证历陈，以合其凛然知恐。故此二者，虽同是救止自杀，而一在凛之以自杀之果，即举横死后之可怖以止之，故应属诸消极义；一在解脱其自杀之因，即明有生之未尝不可欲以止之，故应归于积极义也。而此积极义中，又可约略分为三说：其一为乐天说，其二为无我说，其三为宿命说。

 何以谓之乐天说也？今试仰观天空，俯察地际，不论有情之鱼鸟，悠悠呈自得之乐，即无情之草木，亦欣欣具向荣之意。因知日星普照，雨露无私，凡衣斯食斯，歌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者，苟非自甘暴弃，应无一物不得其所，苟非自招悔尤，亦无一人不达其情。彼屈灵均之行吟泽畔，亦已甚矣！若贾长沙之哭泣自伤，何为者哉？况乎既以有生之灵，得于雄长百物，宰制万汇；又兼天赋之隆，秉彝好德；长材以操觉世之权，美志而济匡时之略；凛兹负荷，合戒轻生。所谓养其身以有为，爱其身以有待。何得遽逞一朝之忿恨，而漫诿之以志士成仁、烈士殉名之夸节乎？此即本于乐天主义，以救止人之自杀者也。

 何以谓之无我说也？窃维自杀之根，生于烦恼，而烦恼之因，存于我执。我执者，根于我见，而起诸执著者也。我执成我慢，我慢深，则烦恼之念与之俱增。于是三界咸成火宅，而乐生之意虑都捐，此自杀者最普遍之原因也。故于斯之际，欲救止其自杀，必先化除其烦恼。而欲化除烦恼，必先解脱我见，以祛我执。而欲解脱我见，功必赖于唯识。盖应用唯识义谛，则我之自我，唯是一识之流转。而识即自我，别无自我之实体存在。此中消息原理，在柏格森之直觉哲学，亦与有相通者也。今该从于直觉论之见地，以测自我，则自我者，祗成于其前后知觉之得相为连续而已。此如长流之水，往者过而来者续。其无一息之停者，即无一息之现在可以实指。而在外界所观取以为现在之水者，决非真实之现在，而止一前后流之相连续。故吾人于外界所观取以为现在之自我者，亦决无真实之自我，而止为存于内界中一前后观念之相连续。然则连续即生命，意识即自我。当在未有意识之初，固无所谓自我也。若其意识之中断，即自我之分割；而意识之销亡，即自我之灭绝。由是观之，自我之究竟如是，即人生之究竟亦如是耳。莫奈世间凡夫，大概缘识生尘，缘尘起根，因根成妄，缘妄成执。既执而有我，遂与荣枯得失、盛衰美恶、诸种烦恼，纠结缭绕，相缠不休，莫能删弃。要其病种，惟存我执。倘真能以唯识之眼，观取无我，则超脱解放，到处自在矣。此即本于无我之说，以止人之自杀者也。

 又、何以谓之宿命说也？此在儒家为运命说，佛家为因果说。儒家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佛家谓自业自受，三世轮回。凡此幽玄之际，微妙之端，虽非科学家所宜置信，而有不得不信。虽非哲学家所能尽解，而亦有盖然之论定。庄子曰：“凡人之所未知，必多于其所已知。”达哉言乎。盖所计宿命说者，虽为久经著见之事，而犹多存未知之理者也。乃常人痼于见闻，于其心意上只存一唯物论之见解，而绝不认于形相之外有事物，经验之外有原理，相对之外有超绝。因而对于所谓运命，所谓因果，则全委弃之以为迷信，而绝无分毫之理据。倘遇现前事物之不平，人理报施之未称，或因情势之见绌，或以所如之辄阻，乃竟不悟业力有相推相及之理，而第繁兴谤讟，弥增怨艾，肠为摧崩，肝为碎裂，愤而自杀，何中情之不广，亦念虑之多执。是故宿命之说，虽不贵于处顺，而殊相宜于处逆。诚已知盛衰消长、荣枯得失之皆有命也，当惟力其所可及，而不强其所不能致，以待命之终归也而已。故曰：“圣贤力命，达人知命。”又曰；“菩萨惧因，众生畏果。”此即本于宿命之说，以止人之自杀者也。